双方的生育意愿不同，常常被困在“是否要生”的背后，而非一句同意或者拒绝就可以解决。
对拉拉的伴侣而言，分歧也许来自于身体的承担，供精选择，法律手续，经济安排，也可能来自于对家庭关系的变化的不同期待。
有些人想快点进入检查与辅助生殖过程，但是伴侣还没有做好面对取卵，妊娠或者孩子出生之后的照顾工作。
也有的人愿意共同生育，但不愿意自己怀孕，或希望对方负责妊娠，这些都是需要说明的问题。
先把“是否想要孩子”与“现在是否开始”分开说，答案可能不一样。
一个人有生育的愿望，但暂时不愿意取卵或者妊娠。
另一人也许愿意将来养育孩子，但是对供精来源，亲子关系以及公开方式仍存疑问。
这些差异无需立刻被解释为谁更坚定，或谁不在乎这个关系。
身体危险的感受很容易被忽视。
检查，促排，取卵，胚胎移植，妊娠都可能要承担者不断到院，部分用药及操作会带来不适和风险。
如果两人只说“孩子归哪”,没说谁请假，谁陪诊，谁负责恢复期照护，决定容易在进入程序后再动摇。
供精的问题也会扩大分歧。
根据现行制度，境内供精一般由经批准人类精子库供应，相关流程重视精源管理与双盲原则，个人直接寻觅或购买精源并非合规途径。
你们会关注供精者信息，匹配范围，遗传筛查以及出生后如何告知孩子，但是精子库可以告知的内容，申请材料以及办理方式，请以现行文件和具体机构的说明为准
涉及到女同伴侣或者单身女性身份，婚姻状况，证件以及知情同意时，现行规定和机构执行有可能会面诊核实。
境内辅助的生殖服务应当经卫生健康部门批准、有相应资质医疗机构开展。
机构一般会核对身份证件，婚姻或者身份相关的材料，以及以往检查资料，并要求进行医学评估以及签署相应的知情同意书。
具体的要求不能用网络经验代替，特别是别人办理的结果直接影响到你们。
需本人到场的一些环节，可能是建档，身份核验，病史问诊，签名知情同意和取卵或移植之前的确认。
如果一方仅在网上表示同意，而未参加面诊与签字的话，另一方难以将这种态度视为稳定的授权。
手续之外，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分歧，就是两个人的亲子关系想象不一样。
谁怀孕，谁提供卵子，孩子是不是同时说两人是妈妈，是不是向亲属公布供精背景都会影响安全。
这些问题不适合在胚胎形成之后才开始讨论，因为那个时候身体、时间以及金钱的投入都在增加。
可以各写三个答案，分别是:“我愿意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如果计划停止，我想怎么相处”。
写答案的时候不只是态度，还要写出条件，比如是否接收异地就医，是否连续请假，医疗资料由谁保管，孩子出生后照顾如何分配等。
时间的成本也会误判。
一次面诊并不代表马上进行移植，前面可能还包括基础检查，复查，建档，供精的相关安排以及伦理或者知情同意等，具体顺序请医疗机构按规定进行评估。
检查结果要复核的时候，周期还会延后，异地伴侣还需要计算交通，住宿及陪诊的时间。
有人将伴侣的犹豫视为拖延，其实对方可能在评估身体的代价、制度的不确定性或者关系的承诺。
也有人将先去咨询视为已答应生育，致使咨询结束后发生新的矛盾。
更好的方法是，将咨询分为信息确认与共同决定两部分，到机构之前先问清楚现行的接诊条件，所需材料，本人到场时间和不符合条件的正规处理办法。
面诊时可直接问:“依据目前文件及你们的资质，我们身份材料要准备哪些，哪些环节需由本人共签署，整个流程中有哪些条件要单独核实?”
如果一个人明确拒绝怀孕，另一个人也不能理解为对方要退出生活或者要接受一种安排。
如果分歧继续存在，可以暂停不可逆或者高投入步骤，先找不推销性的伴侣沟通与心理支撑。
境外服务制度可能不一样，跨境就医之前请自行核对当地法律和机构资质，本文不代表任何境外的机构推荐或者背书。
你们不必在一次谈话中决定所有的人生安排，但是要确定每一步是否得到本人的真实、持续同意。
真正可行的下一步，是一起整理身份证、以往检查报告及用药记录，预约有资质医疗机构就诊，并问清“谁需要到场，谁需要签字，哪些条件还待核实”。
如果对于这些问题还没有共同的答案，暂停本身也是一个选择。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并非医疗建议，跨境就医前需核实当地的相关法规和机构的资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