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世告知时机这件事情:同性伴侣最应该弄清楚的基本概念。
对于准备用供精来辅助生殖来接孩子的女性伴侣而言，身世告知时机并不仅仅是选择孩子几岁来进行说明，而是你们在决定是否使用供精之前就要将“将来是否要说，由谁来说，哪些资料可以留下”放入共同计划中。
这里要先区分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你们是准父母，什么时候确定彼此都可以供精生育?
第二件事情是孩子什么时候开始了解自己的怀孕方式。
第三点是孩子长大以后，是否接触到与供精者相关的非识别的信息或者医学资料。
这三件事常常混合成一句话“以后再讲”,但是它们的决定人，材料以及时间点不同。
在中国境内，供精需经批准人类精子库及相应资质医疗机构进行，精源不得私自提供。
现行文件中，人类精子库对供受精者实施双盲等管理措施，受精者一般不会在配对中知道供精者身份，供精者也不知道受精结果与受精者的身份。
因此，告诉孩子“我是怎么来到这个家里的”与将供精者的姓名，住址，联系电话交给孩子是两码事。
你们可以问问生殖中心，病历，知情同意书，供精匹配的记录以及出生后相关资料由谁保存，孩子成年以后可以申请查看哪些内容，机构目前可以提供的告知的范围。
不要将网络上的“匿名供精“成年后必定查到生父”这类说法当作境内统一的规则。
供精者的资料一般受医疗隐私及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则的限制，是否提供一项信息，取决于现行的文件、资料种类及机构的办理程序。
我个人认为，最容易被误解的是，将“双盲”误解为“孩子永远无法知道自己身世”。
双盲描述供精与匹配管理的身份隔离，不代表你们决定家里是否告知，也不代表可以随便复制和传播供精者的资料。
在真正进行促排、取卵以及胚胎移植之前，你们应该把告知问题说得足够具体些。
例如，谁向孩子解释出生方式，另一位母亲如何参与，遇亲属追问时用什么说法，孩子提出供精者是谁时准备如何回应。
如果一方尚未接受告知的安排，请不要仅以签字压制分歧。
根据现行规定，辅助生殖包括知情同意，伦理审查及医疗文书，配偶身份，婚姻状况及证件要求一般会影响受理，具体请以现行文件及机构面诊时告知。
女同伴侣要事先说清楚，双方是否需要到场，哪些环节需本人核对身份或者签署文件，不能仅凭中介或者网络帖子进行转述。
检查，促排，取卵，胚胎培养与移植之间存在医疗安排间隔，供精申请，匹配，复诊及补交材料可能会增加等候时间。
这个时间成本和“什么时候给孩子”有关系，因为你越早知道资料怎么保存，由谁保管，以后越不容易一方记得很清楚，另一方只剩下模糊的印象。
孩子理解能力会发生变化，告知可以由简单，真实，不羞耻的表达起始。
年轻的时候可以理解为，两个妈妈希望有个孩子，医生用捐献者的精子帮助受孕。
随着孩子的提问越来越细致，再加上医学过程，家庭分工以及目前可确认的资料界限。
这不需要你们一次性把所有的成人信息都讲完，也不需要编造“爸爸外出了”等会在以后被否定的故事。
如果孩子知道一些情况，补充解释的时候可以承认以前说的不完整，并将讨论拉回到现有的记录和可以核实的事实上。
涉及照片，检测报告，聊天记录以及纸质病历的时候，要设定访问权限，避免将供精者或者孩子敏感的信息上传至公众平台。
孩子成年之后是否提出了查询的要求，属于他自身的问题意识以及隐私权益，你们可以保留下来的资料，但是不能保证机构一定要披露现行的规则不允许披露身份的信息。
境外部分制度差异较大，有的地区规定供精者能识别信息，子女可查询年龄及出生登记。
如果您考虑跨境帮助生殖，在跨境就医之前请自行核对当地法律和机构资质，本文不代表任何境外的推荐或者背书。
下次面诊可直接问:“如果我们用供精的话，机构给我们什么书面资料，资料保存多长时间，将来孩子或者我们分别可以申请看哪些内容，现行规则改变后如何通知?”
将双方的身份证件，婚姻或者身份相关的材料，知情同意的文件，以及机构交给的供精与胚胎记录，在签字之前逐一确认。
告诉没有统一的年龄，先弄清楚规则、资料以及你们共同的口径，才能谈得上选择适合的家庭沟通方式。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并非医疗建议，跨境就医前需核实当地的相关法规和机构的资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