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身世告知时机会决定结果?女性伴侣需看的机制
对于女同伴侣而言，身世告知的机会，影响的往往不是孩子怎样评价一个母亲，而是孩子如何理解自己出生，家庭关系以及信任的来源。
如果孩子小时候听到稳定，简单，合乎年龄的解释，供精，怀孕和两个母亲的关系就可以逐渐纳入同一个家庭故事中。
如果多年没有提及，孩子后来通过聊天记录或者亲友口中或者基因检测的结果发现，冲击往往集中在两个问题。
一个是身世本身，另一个是“为何你们一直没告诉我”?
这里面的结果不仅仅是孩子现在的情绪，还包括亲子交流是否顺利、孩子以后是否愿意追问，以及两个母亲能不能共同面对新问题。
这不代表越早说越好，也不代表一个正式的谈话就可以告知。
年轻的孩子或许只知道“我是妈妈的安排和照料下出生的”,随着认知的提高，逐渐知道精子的来源、怀孕的过程以及家庭成员的关系。
这样的分阶段说法，可以控制信息量在孩子当时能听懂的范围之内，避免成年人制度、伦理与情绪一次压在孩子头上。
如果孩子已经理解了亲子关系，但长期被要求避开相关的话题，家庭里的沉默或许会成为秘密。
秘密感使孩子将供精者想象为一个需要寻找的重要人物，也可能将母亲的隐瞒说成羞耻，欺骗或者自己不知道。
实际反应还是因人而异，不能用一个家庭经验来预测你们的孩子表现。
对于女性伴侣来说，告知机制还涉及两个母亲在家庭故事中的地位。
怀孕的人可能更容易以身体经历来解释出生的过程，而未怀孕的则需要明确地说明自己是如何参加决定、照顾和家庭生活的。
如果两个母亲没有先谈清楚说法、称谓以及告知范围，孩子每次问一次，得到的答案可能会有所不同。
差异不一定造成伤害，但成年人相互纠正，回避或者要求孩子为家庭保密，会使孩子承担不应该承担的压力。
所以，要告知的时间，至少要早在孩子偶然知道的可能时间，也要早在你们可能会接触到亲朋好友、学校或者医疗问诊的地方。
在国内通过供精来辅助生殖时，精子库与医疗机构依照现行文件实施供受者和供精者的双盲管理，供精者身份一般不由家庭自查。
这就意味着你可以向办理的机构了解可以提供的不是识别性的资料，病史记录的保存方式，知情同意书里的隐私说明，孩子将来是否能查询到相关的信息。
具体可查到什么，由谁提交申请，哪些资料受保护，各地执行与机构告知有差异，不能将网络说法视为承诺。
登记，检查，签订知情同意及接受伦理告知的时候，一般需要按照机构要求提供身份证明，婚姻或者身份材料，并由相关的当事人来确认。
这些材料是主要用于医疗合规与身份核验的，但也会影响到你们以后是否能准确复述出孩子出生的流程。
建议促排，取卵，胚胎移植前，将机构提供文件复印或者按规定保存，记录供精来源编号规则，资料保留部门及咨询方法。
这一步时间成本易被忽视，因为治疗后再回头找当年签署的记录，可能需跨部门核对，也可能受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限制。
你们还要讨论一个界限:孩子知道自己的身世后，是否可以告诉别人，以及哪些是孩子的隐私。
不要让孩子成为替家庭保密的人，也不要没有准备的时候把供精者有限的资料包装成能够随时找到的亲生父亲的故事。
如果孩子进入青春期，准备结婚或接受遗传方面的检查时主动问，回答应具体、诚实，并说出你们暂时不了解的部分。
我个人认为，最容易被误解的是将告知当作一个“坦白”,因为真正决定关系的是以后能否继续回答问题的。
你们可以先在治疗前写下家庭使用的称谓，事实边界以及将来补充信息，然后根据孩子理解能力进行表达。
如果其中一个母亲还没有接受供精的安排，或者两个人担心家人，学校以及医疗场景中隐私暴露的话，可以先向有资质医疗机构咨询心理支持与隐私过程。
面诊的时候可以直接问:“请把供精的相关资料给谁保存，可以向我们提供什么非识别性的信息，孩子以后提出查询的时候按照什么现行的规定办理，还有这些内容如何写入知情同意的文件。”
得到书面的告知之后再决定你如何去安排家庭的叙事，通常比依靠口头承诺更为稳妥。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并非医疗建议，跨境就医前需核实当地的相关法规和机构的资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