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同伴去咨询辅助的生殖时,最容易将“老师”当作能够替你们决定所有流程的一个人。
医院的接待人员,护士,医生,胚胎实验室的人员以及伦理方面的工作人员,负责的事情不一样。
你们没问清楚对方身份和权限,后面可能会将口头解释当作正式的结论。
特别是对伴侣身份证件供精来源以及本人到场的要求,一句“应当可以”是远远不够的。
首先问一下谁在答。
如果对方仅仅是咨询或者预约人员,你们可以向他说明什么是生殖医生的确认,什么是伦理或者行政部门的审核。
现行文件要求对人类辅助的生殖技术,精子库以及医疗机构的资质有相应要求,具体到你们身份材料,还需要看现行的文件以及机构面诊的告知。
第一个误解,就是说“我是伴侣”就结束了。
女同伴侣要把实际的计划说清楚,比如谁要接受促排与取卵,谁要考虑参加后续的妊娠,是否使用人的精子库来供精,以及目前有无结婚登记或者其它机构要求核实的情况。
配偶身份,婚姻状况及证件要求,现行规定往往影响到机构受理的方式,但不能仅凭网上经验为自己下结论
你可以直接问:“按照你们现在执行的文件,我们要提交什么样的身份证明以及关系材料,哪些环节需要本人到场签名?”
第二个错误是只问“可不可以做”,不问卡在哪里。
一句“可以”可能只是可以进行初诊,不代表检查,供精申请,胚胎移植以及后续的妊娠都已确认。
拆开问题,答案才有效。
比如说,初诊是否要两个人一起到场,女方检查是由谁做的?供精申请是不是通过有资格的精子库办的?知情同意书是谁写的?都要逐一记录。
当涉及供精的时候,现行管理规定强调精子库规范管理以及受双方信息的保护,供精者和受精者之间一般不接触。
任何人告诉你们可以指定一个陌生的供精者,或让你们私下去购买,接收精源,都不是应当遵循的沟通意见。
第三个误解,是将“老师讲过”当作合同。
电话聊天软件与面诊中说明,也许只是当时的一般解释,不能替代正式的知情同意,检查结果或者书面的告知。
医生表示“没问题”,一般不代表承诺一定会得到卵子、培育出胚胎或者成功怀孕。

成功率也无法用其他女同伴侣数字来衡量你们的年龄,卵巢储备,精卵与胚胎情况,子宫条件和实验室条件。
问统计数据时,要问统计对象,时间范围,计算口径以及适用于你们现在的治疗时间。
第四个误解是为了减少解释,隐瞒了伴侣关系或者改变了生育方案。
短期看起来省事,到签字,核验证件或者安排移植时,信息不一致会导致重复面诊和再审核。
你们可以第一次沟通的时候说明是女同伴侣,要求对方说清楚相关信息是谁保管,谁能查看,保存多长时间以及如何申请更改。
病历,检查报告,身份证明及伴侣信息均为个人信息,医疗机构应当按照个人的信息保护及医疗管理规定进行处理。
如果工作人员要求在公共场合直接说明你们的身份,或要求将材料发给不能确定身份的个人帐号,可以先要求更改为院内的正式渠道,并保留预约的记录和书面的回复。
第五个误解是,认为两个人一定要每一步都在一起,或者相反认为一个人在场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手续。
检查,取卵,移植,签订知情同意及胚胎处置等方面的本人要求有所不同,不能以一次陪诊的经验推断全过程安排。
取卵与移植一般需要接受相应医疗操作者本人到场,供精使用,胚胎培养以及移植安排也有可能对应不一样的签字文件
问清每次来的人,要带的原件,是否要复印件,临时不能到的时候可以改期。
时间的成本也容易漏掉。
初诊可能还要等检查结果,补材料,多次复诊,供精匹配与排期也要以精子库和医疗机构实际情况为准。
异地女同性伴侣还要计算请假,交通,住宿及报告有效期,不能仅看医生当天是否有空。
如果想知道境外方案,沟通时要将境内的医疗服务与境外的制度分开写。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不一样,跨境就医之前请自行核对当地的法律和机构资质,本文不作为任何境外的推荐或者背书。
我个人认为,最容易被误解的是“老师说可以”,因为它没说明可以的哪一个环节,也没说明依据是什么文件。
面诊之前将问题写入手机中,面诊之后请对方将需补交的材料,负责部门以及下一步的时间点写明。
你们可以携带身份证件、以往检查报告及用药记录,并当面问:“请把我们现在可以申请的项目,适用的现行规定,必须自己到场的环节,以及暂时不能确定的事项一并写明,可以吗?”
收到书面回复之后,再依据现行的文件和专业的意见决定是不是继续,不必将一次沟通视为最终的结果。
本文只是公益健康的科普,不是医疗建议,跨境就医前需核实当地的相关法规和机构的资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