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选择权这个问题:两位妈妈应该首先弄清楚的基本概念。
对于女同伴侣而言,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很多决定都是由两位妈妈与生殖机构来完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孩子出生之后没有权利。
这里所说的选择权,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孩子将来能够推翻所有的出生安排,也不能够理解为家长能够替孩子决定所有的人生。
更实际的问题是,哪些信息应该被妥善保存,哪些事情应该在孩子有理解能力之后由她或他来决定。
供精辅助的生殖中,精子来源,受精经过,胚胎及出生的相关资料,一般分布于医疗记录,知情同意书及精子库管理文件中。
两个妈妈现在需要做的是,先将“成人做决定”与“孩子将来知道些什么”分开来看。
目前国内辅助生殖的服务应当在卫生健康部门批准、有相应资质医疗机构开展。
按现行文件管理逻辑,人类精子库采用供受精双盲管理,供精者与接受供精者不直接了解对方的身份。
这个安排限制了双方的身份接触,并不意味着孩子长大了当然会有一个可以从精子库中调取供精者名字的通道。
现行文件与公开制度中,对于供精出生的子女将来是否可以获得供精者的身份,由谁来决定,需要哪些条件,没有一个可直接用于所有情况的一致答案。
因此,网上将“孩子知情权”称为“孩子将来必定会查到生父的资料”,或将“双盲”称作“孩子永远无法知道任何来源的信息”,都过分了。
两个妈妈可以将可以得到的信息分为三层保存。
第一层为医疗与遗传健康资料,如供精相关健康筛查报告,家族遗传病危险提示及孩子出生后医学资料等。
第二层为生育的过程资料,包含检查报告,促排及取卵记录,胚胎培养及移植记录,出生的医学证明和供精使用的知情同意书。
第三层是可能涉及到供精者的身份的内容,这部分受到精子库的管理规则,隐私保护以及具体制度的限制,不能由家长依个人意愿索取。
精子库一般不会将供精者姓名、联系电话交给接受者,私下向个人提供精源也不是合法的途径。
如果有人愿意提供真实的身份,保证后代的血缘信息,或让你们避开医疗机构受精,风险不仅在于隐私泄露,也可能涉及到医疗安全,精源管理以及责任认定等。

孩子个人信息也要单独考虑一下。
《个人信息保护法》将医疗健康等个人信息列入敏感信息保护范畴,出生资料,病历,基因以及家庭关系等信息一旦随意发布,可能会长期存在于网络。
两个妈妈为孩子留存资料的时候,可以用加密的存储或者纸质的档案分开保存,不要将供精信息,病历及孩子照片发送到公开的平台。
以后是否要告诉孩子的出生方式,也不能仅仅用“越早就越好”或者永远不要说。
孩子年龄,理解能力,家庭沟通以及当时医学信息都需要综合考虑,家长可先向有相关经历的心理或者医学专业人士咨询沟通方法。
这里的关键不是将一个答案强制交给孩子,而是在孩子需要知道自己的健康以及出生信息的时候,家里没有可以核实的记录。
两个妈妈还要分清亲子关系与遗传源。
在女伴侣的共同抚养下,承担日常照顾、做出医疗决定以及参与家庭的生活,涉及到现实中的亲子责任和监护计划。
供精者供给的是精源,因此自然就成为了孩子的日常生活中家长。
至于两个妈妈之间谁负责什么法律身份,出生登记以及医疗同意怎么办理?现行规定一般会看婚姻状况、证件材料以及机构的受理要求,女同伴侣或者单身女性具体的办理条件,各地执行有所不同,请以现行文件及机构面诊时告知。
有的环节需本人到场,比如身份核验,签署同意文件及办理供精使用等相关手续,不能仅由一方在网上代办另一方。
即使检查和移植结束了,资料整理也需要很长时间,孩子出生之后还要保存出生的医学证明,病历以及供精相关的文件,不能将“孩子将来问不问”当作现在不留档案的理由。
我个人认为,最易误解的是将“选择权”转化为家长与孩子的对抗。
对你们而言,更为实际的准备就是保留真实的、适龄的、可以核对的信息,让孩子将来可以参与对自己信息公开的讨论。
去面诊的时候可以直接问:“贵机构与合作精子库分别保存了哪些资料,哪些信息以后可以让孩子申请知道,保存时间、申请主体以及所需材料?”
同时带好双方的身份证件,婚姻或者身份相关的材料,既往的检查报告以及已经知情同意的文件,要求机构说清楚哪些是现行的明确要求,哪些是个案的处理。
不要只说口头承诺,把可以带走的书面通知、记录单和签署的文件保存起来。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并非医疗建议,跨境就医前需核实当地的相关法规和机构的资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