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问我为何有两个妈妈时,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回答是将供精、取卵以及家庭关系混合在一起或者用一句话“你长大了就知道了”推开话题。
对于辅助生殖生育的女同伴侣而言,接住提问并不代表一次讲完所有的经过,而是让孩子明白自己的出生是可以被谈论的,问题也不会对父母造成惩罚。
“你没爸爸”这样的说法要小心。
孩子或许只是想了解家庭成员的名字,但听到了否定与缺失。
你可以说,家中有两个妈妈,精子来自于人类精子库,医生以医学的方式帮助受孕,具体的内容会根据你的年龄逐步讲述。
这句话说明了家庭的事实,并没有将供精者称为爸爸。
把供精者称作“爸爸”是一个常见的误区。
根据现行文件与精子库管理的双盲原则,供精者和接受者一般不直接接触,孩子也不可能因为好奇而获得一个能随时联系到生物学父亲的身份。
你们承认遗传的来源存在,但不要为一个陌生人设置亲属的称呼。
孩子问谁生的我,也不要只问怀孕的人的名字。
对于女同伴侣来说,提供卵子,接受移植,怀孕分娩,日常照料可能由不同人承担,孩子有权渐渐理解这些情况。
可以说,妈妈的身体养育了你,另一个妈妈也参与决定、检查与照顾,家庭关系不仅由遗传材料来决定。
”你是我们花费了很多钱才获得的”也不适用于强调。
试管相关的检查,促排,取卵,胚胎培养与移植都可能是家庭经历,但是费用与治疗压力是成年人的义务,不能成为孩子要回报的借口。
孩子问“为什么没爸爸”时,不要把社会偏见都给孩子。
可以简单说明一下,有些家庭是一个妈妈照顾的,有些是两个妈妈的照顾,家庭成员的组成方式不一样,具体情况请继续问。
如果孩子问“别人会笑我”,你们讨论的是如何保护隐私、如何回应同伴,而非要求孩子保护家庭。
“这件事情不能告诉别人”会使孩子理解家庭经历是需要躲避的秘密。
更安全的界限是:出生与供精信息为家庭隐私,孩子可以与信任的家人,医生或者学校专业人士讨论,但无需向每个同学说明。
隐私包括孩子的身体与出生资料,父母不要将检查报告,胚胎照片或者精子来源的信息发送到公开平台上。
《个人信息保护法》将医疗健康等相关信息当作敏感的个人信息来处理,在保存和分享的时候尽量避免与其他人接触。
有的父母怕孩子问得太多,就编造“妈妈是在医院捡到的”或“你是在肚子里买的”。

这种故事看起来很省事,孩子以后如果发现说法不对,问题往往转到“为什么你要骗我”上。
年龄合适可分层讲。
幼儿期先答家庭成员与出生方式,学龄期再解释精子,卵子,子宫与医生各做了些什么,进入青春期之后再谈遗传,隐私,身份认同与可能医学信息需要。
每次只问孩子真正问的部分,回答后停下来看看他还想不想继续。
不要将孩子的沉默视为完全的理解。
有的人将“你是妈妈的亲生”当作唯一的答案,也可能将未怀孕或没有卵子的妈妈置于家庭叙述之外。
你们可以说明谁参与决定,治疗,怀孕,照料,让孩子明白两个妈妈的角色可以具体说明。
如果孩子问“我是谁”,可以说遗传特点可能来自于提供卵子的人和供精者,也可以说表情、习惯以及共同生活的相似性。
不要用长相来猜测供精者的职业,地区或性格,也不要买所谓私人的精源资料填补空缺。
风险落于孩子与家庭。
境内精源需由获批人类精子库及有相应资质医疗机构运用,个人直接获得精源,私下供精均绕开筛查、记录与监管,风险落于孩子与家庭。
女同伴侣咨询境外辅助生殖时,还会有婚姻状况,配偶身份,证件及签署文件的要求。
现行规定一般需要医疗机构核对相关身份证件,由本人到场进行知情同意,检查或者治疗中签字,具体执行需看现行文件及机构面诊时告知。
这也决定了家庭将来怎样保存出生,治疗和供精的记录。
你可以在就诊的时候问清楚,哪些资料是机构保存的,孩子成年之后是否可以申请和自身健康相关的信息,申请需要什么样的材料,答案以现行的制度和机构的正式通知为准。
不要轻易告诉孩子“长大一定会找到供精的人”,因为在双盲的情况下,个人的身份信息不一定会对接受者或者孩子开放的。
也别说“永远不会遗传风险”,供精筛查可以减少一部分风险,但不能使医学不确定变为零。
真正可行的准备,是将就诊的知情同意书,检查的结果,胚胎移植的记录,出生的医学证明以及儿童的预防接种的资料按规定保存。
这些文件别随便拍照传播,变更联系人或居住地后,也要考虑怎样使重要的医疗资料能够继续使用。
如果将来涉及跨境治疗,孩子的身份,出生登记,亲子关系的认定以及医疗记录会受到不同的法律影响,跨境就医之前请自行确认当地法律和机构资质,本文并不构成任何境外的推荐或者背书。
下次面诊的时候,你可以直接问:“请说清供精出生的资料哪些可以由我们保存,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提出问题时,机构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正式信息,现行规定要求我们的证件及本人到场?”
带齐已有的身份证件,婚姻或者身份材料,以前的检查记录以及机构要求授权文件,再将得到书面告知保留下来,比提前编写一套孩子答案更加可靠。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并非医疗建议,跨境就医前需核实当地的相关法规和机构的资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