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同伴侣考虑试管生孩子时,最常问的问题不是“促排是否会得癌”,而是“研究如何判断两者有无关联”。
促排用药可使一段时间内卵巢受激素刺激,但肿瘤的发生可能与年龄,遗传,体重,月经情况,子宫內膜异位症,既往生育史及家族史相关。
因此,研究人员不可以只比较“用了药”和“没有用过药”两个组,而将后来发生的肿瘤归到促排上。
最常见的方法是建立队伍,将接受过辅助的生殖者按照用药种类,累计周期,取卵次数及随访时间记载下来。
研究人员将接受促排女同伴侣中的提供卵子女性作为主要观察对象,并记录她是否负责妊娠过程,由于用药暴露与妊娠经历是两种不同的事情。
伴侣中没有卵子的一方,一般不能直接作为一个暴露对象,除非她曾经接受过相关的治疗或者被纳入另一个研究。
研究人员也需要设立参照组,如有不孕的就诊经历但没有接受促排者,或者来自医疗机构的相似人群。
参照组不可以随意找,由于不孕本身,年龄差异及就医机会会影响肿瘤的风险。
这种研究一般为观察性研究,研究人员不可能为验证风险而随机要求一些人接受促排,另一些人则永远不受治疗。
病例对比研究也可以使用,方法是先找到一个患有肿瘤的人,然后回头核对她有没有促排经历,并与没有患病的对照人比较。
这种方法节约时间,但容易受回忆偏差的影响,因此最好是结合病历,用药记录及精确取卵日期,而非仅靠受访者的回忆。
研究的结果也要写明白。
卵巢癌,乳腺癌,子宫内膜癌以及交界性的卵巢肿瘤不可作为“癌症”的指标,因组织类型,发病机制及随访要求不同。
研究人员还会区分第一次促排年龄,药物种类,累计用药量,促排周期的数量,是否有多次的取卵。
随访时间很重要。
有些肿瘤由细胞变化至被诊断可能要较长时间,短期内只能看到病例的数量变化,不能直接推断终身风险已增加。

若女同伴侣于正规生殖医院就诊,实际流程一般从双方身份与病史核对起始,再由提供卵子者完成激素,超声,传染病及遗传等检查,具体项目视面诊而定。
供精需由获准人类精子库依照现行文件及机构流程进行操作,不得向个人购买、直接接收精源。
促排期间需遵医嘱复诊,抽血及超声用于观察卵泡的反应,取卵需本人到场且知情同意等。
若研究同时开展,研究团队将在适当时间表明研究目的,需要收集什么信息,是否需要长期联系,退出后如何处理资料等。
你可以重点问一下,研究记录了一次治疗,还是追踪后面多年肿瘤的诊断。
规范研究方案一般需要伦理审查,涉及病历,基因信息或者长期随访的时候,还需要说明个人资料如何保存,谁可以查看,结果如何标识化。
按《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的要求是,研究者应在理解了研究内容之后自己决定同意不同意,拒绝参加或者中途退出不是接受正常的医疗服务理由。
研究人员也会收集吸烟,饮酒,家族肿瘤史,既往手术,子宫内膜异常症及生育史等信息,因为这些信息也可能会影响是否能接受治疗及肿瘤的发生。
我个人认为最容易被误解的是促排之后发现肿瘤这句话,时间的先后只能证明两件事情发生过,并不能单独说明因果。
若研究发现一种关联,需要经过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和更长的随访重复验证,以确定关联是否来自于原有疾病或者检查次数增多。
女同伴侣要说清楚家庭分工,谁提供卵子,谁可能妊娠,谁接受过什么药物,研究表格中要分别填写,不能以伴侣身份代替个人医疗记载。
境外研究往往采用生殖登記库和肿瘤登記库链接的方式,但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不一样,跨境就医之前请自行核对当地的法律和机构资质,本文不作为任何境外的推荐或者背书。
在中国境内,辅助生殖的服务由卫生健康部门批准、有资质的医院提供,身份证明及配偶关系的证明等,以现行文件和机构面诊的告知为准;
面诊时可直接问:“你们所说的促排和肿瘤研究,是长期随访的项目还是一般治疗的数据统计,研究是否通过伦理审查,需要我签署什么知情同意以及病历的使用授权?”
你们还要带好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以往的手术及病理报告和家族肿瘤史的记录,以及以前促排或用药的资料。
先问清研究性质,资料去向,随访年限及退出方式,然后决定是否参与,不要将宣传材料中的风险表述视为个人观点。
本文仅作为公益健康的科普,并非医疗建议,跨境就医前需核实当地的相关法规和机构的资质。